“郏”最初见于文献典籍记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年以前西周时期。据春秋时期左丘明所著《国语·郑语》载:周幽王八年即公元前年,郑桓公与周史伯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惟谢郏之间,其冢君侈骄,其民怠沓,其君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训之,是易取,且可长用也。”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郏的最早记载。这段记载至少说明了三个事实:一是谢是周天子答谢诸侯的地方,因称谢邑(即今河南南阳、唐河一带),在西周时,郏与谢一样,都是“周土”;二是郏在当时已经不是无名之地,而是能够同“谢邑”并称的四大邑了;三是西周没有在“郏”一带建立威德,郏邑之民对西周的贡献较小,并保存自己的风俗,并未西周化。
根据古人分析汉字的“六书”可以看出,“郏”字由两部分组成,左边是“夹”,右边是“阝”,即“邑”,“郏”是由“夹”和“邑”合成而来。《说文解字》解:“夹”“小人”辅佐“大人”之意。所以有“夹辅”一词。这个词在《辞海》中解释为“在左右而辅佐”。“邑”古代称国为邑,又泛指京城,大曰都,小曰邑。依据以上分析,“郏”的名称应是由“夹”、“邑”衍化而来,由周天子派“大人”(官吏)来这里“夹持”(监视治理)“小人”(即百姓),使其聆听周训,蒙周德,以“夹辅”王室。从“郏”字的构成和含义,郏人“听周训,蒙周德”的初始实践,随着历史的积淀,形成了郏县人的特有的精神和品质。一是忠厚,二是忠诚,三是忠心,也就是敬业。在郏县人的口语中,不说“可以”、“行”、“同意”,使用“中”来表达,这个“中”字,据说也有这三点含意。因此,在明、清两朝编纂的旧郏县志,把郏县人的性格特点和郏县民风,概括为八个字:“尊上好义,急于趋令”。可以说,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这个特点具有超生理性和超个人性,具有复合性和传递性的特征。
“郏”,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只有一个:“郏县,在河南省”。《辞海》中,“郏”的含义还有一个,就是郏姓的祖庭。郏姓在《百家姓》中排列第六十九位。据《姓苑》载:“郏姓出自郑大夫郏张,其先辈以所封邑为氏”。郏姓始于春秋,郑国在大夫郏张的先辈封于郏邑,固以为氏。《春秋左氏传注》称“郏·郑邑”。《郏县志》载:“郏,春秋郏邑,其后为楚边”。郏邑位于今河南郏县,郏张所继承其先辈的封邑就在这里,郏张及其后裔以郏为姓。
郏县的文明史、郏县的地方文化史肇始于何时,著名史学家林汉达有一本专著,书名叫做《上下五千年》,影响很大,书中称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他的主要依据是司马迁《史记》,因为《史记》将黄帝作为中国古代史的开端,实际上司马迁写《史记》从黄帝开篇,并没有说中华文明的源头从黄帝开始。那么,郏县的先民从何时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耕作,繁衍生息呢?位于郏县城北15公里的安良镇水泉村,有一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被考古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遗址。遗址东西长米,南北宽米,占地15万平方米,文化层深1.2米,厚0.5米。年发现,共挖掘出土文物59件,其中石器51件,磨制精细,器周有打制痕迹,陶器8件,陶质松软,陶内有手指按制的高低不平的指纹,显系手工制作。该村农民在劳动中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石斧。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出土文物研究,得出几个结论:文化层和出土的文物所代表的时期为新石器时期,距今约为年,绝对年代早于黄帝时期约0年,郏县的先民已在这块土地上耕作和繁衍。二是这一时期,生活在郏县的先民们主要从事农业耕作;三是郏县的先民已经有聚居生活;四是当时已有原始手工业生产,且制作技术有相当水平;五是农民已开始进行家畜饲养;六是有公共墓地,形成葬仪;七是先民已掌握了纺织技术。
毛泽东同志喜读古书,五十年代他请清华大学谭其骧教授绘制一套中国历史地图,以备读书时查询,在谭其骧教授精心为毛泽东绘制编写的首张《原始社会遗址图》、《图说》中就有郏县的水泉这个文化遗址。《图说》:“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址,遍布于武安以南,河南中部,西至登封、郏县,东至尉氏、项城,东南至于潢川。”这套地图一共八册,年2月中国社科院由内部本改编为公开本发行,年8月中国地图出版社又出版了简明本。
年,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现被称之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世界考古界誉为“亚州东方文明的曙光”。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贺亲朗·读史》一词中,上阙是:“人猿相依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其中的“只几个石头磨过”,指的就是以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手工磨制的石器。
我们足以自豪地说,我骄敖,我是郏县人。我们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郏县这块土地上生活繁衍,比史学界称之为人文始祖黄帝时期还早约0年。郏县地方文化已跨越了8个千年的时空,经历了八个千年的历史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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