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的登封观星台
齐岸民
（上篇）旧情解构阳城留古
告成镇，地理坐标：东经°08′，北纬34°23′。 今天的告成即大禹的故都阳城，古人一直认为它是天地的“中心”。此地距郑州西南81公里，到那里之后怎么脑筋急转弯儿，也磨不过“偏僻”乡野的印象。怎么也设想不到，在今天告成镇告成村这巴掌大的地方，居然能把一个浩瀚的中国天文学史浓缩到一块儿。 话头似乎要从西周文王家的第四子周公姬旦想迁都洛阳说起。迁都是国家头等大事，似乎迎合周代十分盛行的占星术，必须拿出点“风水吉地”的依据，为名正言顺地迁都洛阳制造舆论。用立竿测日影的办法求得“地中”，在今天看不免荒唐了些。周公是玩政治的，他的“地中”就定在了阳城。一种天象的托辞，仰仗着一种仪式兑现了姬家的政治意志。 随后颍水之南这巴掌大地儿，又因多次和历法改制、天文测验有瓜葛，成为世界天文史中的圣地。年3月4日，国家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此地标志性天文建筑观星台列在其中；40年后，国家文物局将其列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星台留古 申颖涛坐在观星台院门内的一条长椅上，天下起了小雨。上级告知有一拨儿重要的参观团要到来，作为登封市观星台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的申颖涛便在雨中等待，预备给来人导游讲解，申颖涛50岁了，和观星台耳鬓厮磨20年之久了。 等人间隙，我独自走了趟观星台前后院。大门外一堵照壁，照壁内镶着乾隆十三年的“千古中传”的石匾，照壁南面是庄稼地，再向南去大概就是箕山了。院内正在施工，地砖掀起，人只能左右腾挪着走路。戟门后，便是那著名的“周公测景台”石表，其老态龙钟的样子，搭眼一看，便无法质疑它的古老。这是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年）的遗物，石表有明显的修补痕迹。后来我在古建专家张家泰那里看到一张石表的老照片（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南宫说为纪念周公测影而刻立的石头），带着几分凄哀模样。 石表北5米，为明代河南巡抚张用所建的周公祠，姬旦被人捏成彩色的“泥人”，于殿堂内以无限慈祥的面孔，不动声色，任凭磕头烧香的善辈表述自己的虔诚。祠后是院落里“最文物”的天文建筑观星台，它上下一比二大收分，使实景中的砖台看上去比照片美，这形制少见、独有，让我多看了几眼。 多年前，元代工匠只是把它当作“立竿测影”的仪器，营造了它。其实观星台构架相当简单，台子左右有红石阶，台高原为9.46米，到了明代台上凹槽两侧，增加了半敞的小屋，使它高达12.62米。那小屋怪怪的，看上去像两顶标致的道士帽，这些台阶、小屋都是观星台锦上添花的物件，核心部件是台身上那凹槽直壁和台下南北长31.19米的“石竿”，凹槽是“圭表”中的“表”，而那“石竿”即测量日影长度的“圭”，又称“量天尺”，它由36块石块拼接而成。蹊跷的是其中一块遗失不见了，年5月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在对登封观星台进行修缮时，无意间在后院卷棚房基中，找到了丢失长达四个半世纪的第36块石块，它完好无损，终使石圭成为“完璧”。 占地面积平方米的院落，似乎正在往“公园”方向打扮，花花草草多了脂粉气，与岁月沉淀出的文物该有的旧时景状，想象中有段距离，倒以为多余了。观星台院落是坐北朝南的，北面是秦汉唐敬为神山的嵩岳太室山，西面是颖水源头禅宗圣地的少室诸峰。只是放眼眺望，不像资料中的图版话语，都是奇伟山色。 客人来了 拥进来一群老人，个个像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掏门票，据说门票事后由“财政”买单。 听众来了，申所长一下子“灿烂”起来。一如带一队学生，他活像代课的历史老师。记得他引用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协调员亨利·克利尔博士年10月6日下午参观观星台后那句著名的感叹：“我恨不得马上把观星台申报成世界遗产！”可能是登封方言乍听起来新鲜，大家不期然地异口同声地学话“狠不得”。申颖涛或许没听到，他仿佛沉浸在无限讲解之中。 当人群把“周公测景台”围拢，申颖涛潇洒挥手一指，然后“大气磅礴”地说：“这周公测景台，长期以来被古人认为是天下之中央，中国国家名称由此而来。”话音甫一落地，张张知识分子的脸开始肃然起敬。从前院到后院，申走大家走，申停大家停……后来雨急了，申颖涛的语速加快，他显然掌控了话语权。 人群没去登观星台，“集体无意识”地跟着申颖涛往前院去。走到戟门屋檐下，申突然招呼大家：“观星台资料要吗？”申从柜台里掏出几册“单薄”的《中国古观星台》，有人拿了转身欲走，“嗨！5块钱。”申颖涛突然说。 我也跟着买了书，并决定单独“吃小灶”。申颖涛把我邀到他屋内，他从柜中搬出一摞资料，那是他多年收集的与观星台有关的报纸剪辑、复印材料等。据说这是他20年的零星积攒，也是写成《中国古观星台》的原始素材。申颖涛琢磨过观星台，私下交流，话语平和了许多。 还是从周公测影谈起，它是告成之所以成了“气候”的“药引子”。 周公蒙人？ 或许没有周公玩什么找“地中”的把戏，也就难有后来这里一度的热闹。不过告成村村民一直不明白这砖台子的价值，也没把它当成一码事儿，照旧台下种地纳凉、放羊吃草，以至于年整修观星台时，竟被告成村误传为“公家整台子落飞机哩”，害得公家不得不多此一举地张贴告示：修台子不是落飞机。 “这告成人只见过天上飞机小，却没见过落地的大，想当然地认为台子面积正好够落架飞机。”当年参与维修观星台的张家泰如是说。 民间的想象浪漫而天真，告成村村民似乎对“身边历史”不怎么知道，故而张开了想象的翅膀。周代人相信占星，身为政治家的周公或许没有蒙人的意图，依照《周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或许在周公脑瓜里也以为，以八尺竿，夏至中午测出影长一尺五寸之地便是天地中央。其实在这个纬度上量出影长，都是一尺五寸；其实依现代观念，地球任何一个位置都可称“地中”。 我们需要谅解先人错把天当成了一个大锅盖，错把大地以为是一个四方棋盘，在15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日心地动说”还没出世前，求“地中”在情理之中，你能责怪周人吗？ 找“地中”建东都，相传周公到洛阳量不够一尺五寸，到阳城一测正巧合制。阳城离洛阳不远，迁都索性就这么定了。从此周朝西有镐京，东有洛邑，政治势力彻底渗透到商殷旧地，东周列国开始，夏、商、周无论怎么分分合合，都免不了在天下九州之中的河南玩政治把戏。 说起天文学，它来自占星术。古代“天文工作者”都是巫，大巫。他们靠观天象测人间祸福吉凶。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商代的占卜记录。 我们不敢怠慢“竖竿测影”的动作，它产生了“年、月、日”概念，总结出冬至、夏至等二十四节气，催生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哲学体系“五行说”。 恕我一味地把告成和阳城名称混用，阳城似乎意味着往日，而告成则属于今天。申颖涛那天傍晚，陪记者去看了阳城城垣遗址。临别，他说：“不好意思，收了你五块书钱。”记得他还说过：“我们这里穷，书都是自费出的。” 回到郑州，与熟人说到观星台，那人突然说:“十来年前，观星台就有一个啥所长，一家住在那里。来人了，放下锄头就是导游，很能讲的。”不敢确定他讲的就是申颖涛。 一个21世纪不在“品”的文物工作者，尚为区区几元钱商业行为抱愧；一个默默守着先人遗产的“小官吏”，在继续着他与观星台的相依为命。
（下篇）一座精确的“天文仪器”
唐太史监南宫说也是矫情得可以，在周公测影的旧地测过影不说，还多了一俗举，刻一座石头“圭表”，替先人周公沽名钓誉一回。未曾想到元代太史令郭守敬也不能脱俗，编订《授时历》偏要在领了历官进行野外观测时，在阳城建了新式的观星台，时间在公元年到年之间。 改颁新历 年，司天台算历科的曹震圭急奏朝上，《大明历》“至今岁久渐疏”，错误甚多，已经到了“失误国家大事”的地步。 忽必烈本人曾经领教过，初一晚上看见本该在初三、初四才出现的新月，当时实情是“见行辽历，日月交食颇差”，连农事依循的二十四节气的日期，也多有偏误。可是忽必烈忙于打仗，始终没顾得上料理此事。直到公元年“江左既平”，也即南宋覆亡，忽必烈腾出手来“颁历改元”。他设立太史局，专事编订新的历法。当时北中国沿用的是辽金旧历，江南宋地继续使用《成天历》，南北历法迥异，分治时尚可，一统后显然不是个道理。 至元十三年六月设立的太史局，也算是临时抽调的精英班子。忽必烈把“以算术冠一时”原在“教育部门”当差的王恂调至太史局，一切人员调配悉听王恂尊便。王恂上任后，将北司台原有“娴熟书算、精通测验”的30人，与江南宋室从事天文历法的官员集中调集大都太史局，并把已告老还乡的通晓历理的许衡也请了来。46岁的郭守敬因精通天文历算，也在是年“入伙”太史局，做了“主管业务”的副职。 大元初立，不仅历法沿用辽金，连所用天文仪器，也多为宋金的旧货。太史局创立之初，也算是一穷二白。大都南城外是金都司天台。台上浑天仪是金人攻陷汴京时从开封远道颠簸运到金都的，这测量日、月、五星及恒星的浑天仪长期搁置，锈迹斑斑，郭守敬再次启用了它。浑天仪到了宋代，其结构已经相当复杂，应该说复杂化在天文学史上是一个进步，不过也带来观测和使用方面的不便，郭守敬简化之，故而有了灵巧方便的“简仪”。郭守敬另一项重要的发明是突破“圭表”旧制，改传统八尺为四十尺的“高表”测影，又运用针孔成像原理发明了“景符”，“高表景符”的“联手使用”极大地减少了测影误差。 其实古代天文学的科技进步，说白了是仪表的不断精确，观星台是“圭表”测影仪器的改良，今天观星台的珍贵，就在于这种仪表当时领了世界之先。郭守敬测定出的回归年长度为.日，和今天许多国家通用的阳历一秒不差，却比人家早了年。而此前的郭守敬，不过是区区“习知水利，巧思绝人”的水利官员。 年初，郭守敬将新制仪器式样呈送给忽必烈过目，《元史·郭守敬传》云：“守敬当帝前指陈理致，至于日晏，帝不为倦。”忽必烈当时对新仪表是相当感兴趣的，似乎在龙颜大悦的“节骨眼”上，郭守敬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在大都建立新的司天台，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工作。此议立得恩准。 四海测验 “四海测验”是史家的称谓，其实太史局去实施时，不过是一次规模比较大、花钱比较多的历官分头“出差”。最初郭守敬的方案，仅限于在大都和洛阳阳城（当时归属洛阳）等5处建司天台，安设仪表。“四海测验”是前议的深化。郭守敬在奏折中举了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野外测影之例，称唐人编订历法尚且从北到南设立13处观测点，今元朝远比唐朝疆域大得多，若不远方实测，自然难以使历法精确。忽必烈很欣赏郭守敬这个点子，于是有了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河西走廊，南及南中国海，北至西伯利亚的“四海测验”。 东西南北中预设27个测影点，派14位监候官分道而出。郭守敬在诏令下达后第28天启程，道经阳城时建了今告成镇观星台，后一路南下广州，到南海时已是至元十七年（年）三月，刚好离开大都整整一年。 27个观测点中，大都和阳城等6个观测点为中心观测站，投入资金大，观测项目多，其余21个点除少数地方建有“高表”外，多数还是沿用八尺之表。 当年6个中心观测站中，当数大都的最特别，阳城观测站“科研支出”只是小小不言的数字，原因是大都观测站内，太史局衙门也设在其中。太史局放弃了金代司天台原址上的重建，新建的司天台在大都城东南墙边，也即今天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东端路北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位于现存明清古观象台北面不远），那是一座三层台屋的综合性建筑，中央是司天台，高17.2米，四周环以两层衙署房舍，一层为太史局“行政”办公处，二层是“科研业务”的工作室。元代大都司天台，是一处观测、办公、天文图书存藏功能设置完备的建筑群，显然它比阳城观测站阔气多了。 郭守敬熟悉中国天文史脉络，择阳城观测，不是将周公测影地这一文化传承作为根本决策依据，真正的依据是天文学史中那句“汉代取阳城、唐代取浚县”。今天我们忽略了“浚县”，当年守敬则把“浚县”与阳城视作一等。那时的“浚县”，便是27个观测站中的“南京”（金时开封称南京），即北宋京城开封府内的岳台坊旧址，属于府内西半部的倚郭县、浚仪县（古时大的府第，均设“倚郭县”，即府城内部分划为两个或三个县，城外还有属县），这是北宋司天监所在地。 古代大凡京都之地，均设有天文台，郭守敬的测量，把河南两京都兼顾到了。其实早期天文观测场所叫“灵台”，周代发祥地陕西户县沣水以东至今还有一个“灵台村”，村旁有一个高大的土堆，或许便是《诗经》中“经始灵台，经之营之”的遗迹吧？我曾大致翻阅《元史》，凡涉及历法、天文章节，或王恂、许衡、郭守敬传记，只是提到阳城观测站，不见“观星台”三字。当时它也许太寻常了，甚至在元代它没有自己名号。 修缮星台 观星台可能在当时真的不值史家一提，不过今天它就显得不寻常了，因为它是元代《授时历》和著名“四海测验”仅存的见证物，与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有着天然的瓜葛，这已经足够了。关于一个伟大的天才和他的天才之作之间，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细节无法详述了。 只是县志有录：明嘉靖年间登封知县侯泰在台上增筑两个和观测无关的小屋，又添筑了女墙，维修了“量天尺”，应该说星台为元明两代的混合建筑。 清人似乎忙着屡废屡建周公祠，多少“忘掉”了后面的砖台子。又许多年之后的年农历四月十二上午，8枚不长眼的日军小炮弹，把明代的知县大人建在台上多年的东小屋轰个稀烂，还捎带着把东墙炸出了多处弹痕。在年一次由古建所召开的“回忆观星台”的座谈会上，告成村老人们“揭发”，日军轰击时台上真的有扛枪的“国民党”。年参加维修观星台的古建专家张家泰，有意用相机留下东墙两处“战争伤痕”。后来，东墙边竖了“说明牌”，真的惹来不少“民族主义者”骂那“日本娘”。 不知何年，台子北部的墙体横空出世一个杂木树来，将墙体都撑鼓了。张家泰说他们不敢拔，担心损坏台体，老乡在一旁献计：“在树根挖个槽，放几粒胡椒，捂上泥巴，从根部弄死它！”这便是误把修台子当成落飞机的告成村农民的“小科技”，倒是真灵，从此那棵杂木树再也不能破墙出头。 台子修缮一新后不久，一个日本科技史代表团兴致勃勃地来观星台，中午头还集体模仿古法“立竿测影”。在返回登封城的车上，一个日本人悄悄塞给张家泰一个条子，上书：“朝闻道，夕死足矣。”张家泰说，那日本人真的心有感触。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韩国庆洲瞻星台比登封观星台岁数大些，那个在照片上看“桶”一样的天文遗存，创建年代大约是中国唐太宗贞观年间。不过他们那边的东西好像没有传到我们这里来，倒是《授时历》，传到朝鲜又传到日本。它是中国实施时间最久的历法，历时年。不过《授时历》今天也成了“旧历”，只有那年的砖台子，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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