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自称为天子，“受天有大命”，来统治人间。作为帝王之居的京师，则也刻意模拟天上星宿的“神灵世界”，即所谓的象天设都。
古代帝王之所以这样，是幻想借此获得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以求国祚永存。古人认为，天帝住在北极，为天之中。与天帝所处的“天之中”相对应，人间帝王所在的国都应居大地之中，即所谓的“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
《周礼·地官司徒》更进一步认为：“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因为“天下之中”被认为是皇帝与天帝沟通的场所，故非人间帝王莫属。
夏商时期，是否寻找过“天下之中”以建都，史无记载。但是，西周初期，周公为了营建东都洛邑，曾亲赴登封嵩山立圭测影，以求地中，为周成王“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奠定了基础。这里的“成周”，即今洛阳；“土中”即“中土”，意为天下土地之中央。这也许就是《吕氏春秋·慎势》中所说的“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这种择天下之中而立国都的模式，为后世所沿用。但是，后来随着疆域的扩展，“洛阳地中说”受到挑战，如唐玄宗时即测得开封的岳台为大地之中。据《新五代史·司天考》记载：古者植圭于阳城，以其近洛也。盖尚慊其中，乃在洛之东偏。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树圭置箭，测岳台晷漏，以为中数。晷漏正，则日之所至，气之所应，得之矣。
文中的岳台，据《玉海》卷记载，即北宋东京“宣德门前天街西第一岳台坊”。五代及北宋皆定都东京开封，与这里“居地之中”不无关系。
古代帝王不但以国都所居“天下之中”来对应“天之中”，还以天上北极星、紫微垣、太微垣的位置来比附地上皇宫的方位与布局。早在西周武王时，即曾“定天保，依天室”。“天保”，即天之中枢北极星，借指国都；“依天室”，即依照所谓的“天上宫室”模式建都。
秦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汉长安城则“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有学者在星象图上，将北斗七星、北极星、勾陈、紫微右垣星座连接起来，发现与汉长安的实测图惊人地相似。隋唐东都洛阳城内，“皇城……曲折以象南宫垣，名日太微城。宫城……以象北辰藩卫，日紫微城。……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
天上的紫微垣，以北极星为中心，为天帝“太一常居也”，为天帝之宫。太微垣在紫微垣之前，为天帝南宫。以皇、宫二城模拟天上太微、紫微二垣，是帝王在人间构筑的“天帝之宫”。出生于洛阳的赵匡胤对此处“天帝之宫”的寓意，应是十分清楚的。
于是，“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这座按洛阳宫殿图纸修建的北宋皇宫，亦分为皇、宫二城，前者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后者。宫城处其北，以法紫微垣；皇城处其东、西、南三面，以法太微垣，拱卫紫微。
并且，宋东京皇宫接近于城区中部，这进一步体现了《吕氏春秋·慎势》中所说的“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都)，择国之中而立宫”的择中思想。并且，古人为了在地上营建“天京”，使地上都城的布局与天象完全吻合，还往往采取引水贯都的措施，让其与天上“银河”相照应，河岸的殿堂俨然是巍峨的天宫。
如秦咸阳城内即“胃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隋唐洛阳城“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北宋东京城为了比附天上之“银河”，早在乾德三年(年)，即引金水河“贯(东京)皇城，历后苑，内庭池沼，水皆至焉”。明人王三聘说：“帝王阙内置金水河，表天河银汉之义也，自周有之。”
宋东京金水河又称天源河，河入内城的水门称天波门，从这些名字上亦可见其法天意图。为了让这条天河之水惠及百姓。后来又向南延伸，流过御街，绕道太庙，“皆甏以砻甓，树之芳木，车马所度，又累石为梁。间作方井，宫寺民舍，皆得汲用”。宋皇宫宫殿，门外左、右各设门戟十二，“应天数也，宗庙门亦如之”。
宋皇城宣德门，又称端门，其东西分别为左、右掖门。这是比附天上太微垣“南四星，执法，中端门；门左右，掖门的星象布局。又如天上二十八星宿的东壁二星，位于室宿的东面。
《晋书·天文志》曰：“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唐《开元占经》第61卷引“石氏”亦曰：“东壁主文章图书府，故置垒壁以卫后。”与天上之东壁星比附，宋廷在皇宫内东面，于太平兴国三年(年)筹建了皇家图书馆一一崇文院。院内房舍建筑，“甲于内廷”，内有经史子集四库及昭文、集贤共六库，正副本书籍凡8万卷。又如天市垣，象征天上的市场，位于太微垣之东。
与之比附，北宋东京皇宫东边，亦设有市场，至北宋末年“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总之，宋皇宫的法天意图是很明显的。
周邦彦在《汴都赋》中明确声称：宋东京城乃“天河群神之阙，紫微太一之宫，拟法象于穹吴。”更有宋人在赋诗中以“斗城”作为宋皇宫的代称。作为太庙性质的东京景灵宫，亦取法于天庙星之方位。
据《玉海》卷记载，北宋三司使丁谓曾说：“今大内法太微，天庙星在太微南，宜于大内东南己位建新宫，以合天庙之制。”于是，在皇宫前御街东侧，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年)五月建成了景灵宫，总区。
又如天上东方星官中的房宿四星，象征天王的四马，故称天驷。与之相应，宋廷于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年)，在东京外城北墙景阳门外置左右天驷监，内养马匹。北宋末政和年间，监中有一名马，“徽宗每乘以幸金明池，赐名龙骥将军”。
但是，供养马匹的草场却在城南的朱雀门外，这必然要增加运输负担。宋朝之所以象天设都，乃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
我国古代“天命王权”、“君权神授”的观念，早在商周时期业已存在。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之说，并宣扬“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但是，唐代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对“天命王权”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是到五代十国时期，天下纷争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似翻鏊上饼”。地方割据势力，相互拼杀，“大者称帝，小者称王”。
昔日帝王头上神圣的光环消失了，有的藩镇公然宣称：“天子，兵马强壮者当为之。”¨赵匡胤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更是赤裸裸的篡位。于是，为了避免发生第二个“黄袍加身”事件，赵匡胤除了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外，还企图用象天设都的模式来营建皇宫，以恢复世人“天命王权”的观念，重建封建统治秩序。
更有甚者，宋真宗时期，为了遮掩澶渊之盟的耻辱，宣扬“君权神授”观，竟然伪造“天书”三篇，降于皇城宣德门上。这一闹剧，旨在向世人表明，赵家皇帝建立大宋是“天命”所为。
为了储存“天书”，大兴土木，修建玉清昭应宫，东西步，南北步，“其中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被时人比作秦之阿房宫，隋之洛阳西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