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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物好（wùhào）指对某种物品（书画、玉石、木制品、陶器等）的格外偏爱。物好常与政治有关，由物好投射到政治上，甚至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决策。
②所谓徽宗的政治碑刻，指徽宗作为实施主体的政治性立碑活动。既指由徽宗发起自上而下的全国立碑事件（如范致君撰《兴学圣德颂碑》《进兴学圣德颂表》，为臣僚的夤缘行为，但经徽宗授意全国立碑，亦列入统计），也指徽宗下令的与政治有关的单独（指立碑某处）立碑活动。此外，徽宗有宸翰赐额宫观，或木质，或石质，统计甚难，皆不计。
③本表首栏为立碑时间，诏令下达之后，各地立碑所书时间并非完全一致，但大略不差，故择其一记年月（月份乃阴历），部分月日无考者仅系年。少数碑刻立碑在撰文若干年之后，则特别说明。臣僚应和徽宗所立碑刻一并系入，如崇宁三年徽宗《付辟雍诏》刻碑，次年薛昂《赐辟雍手诏后序》亦全国刻碑，并系之。末栏列录文或事件的主要出处，一般列几种先出文献作为代表；本表所列邢台所立《兴学圣德颂碑》《进兴学圣德颂表》属同一碑，碑阴刻颂文，两侧行书刻颂表；曾枣庄等编《全宋文》录薛昂《赐辟雍手诏后序》系于“崇宁二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版，第册，第卷，第页），细核文义，当在崇宁四年；《宝刻丛编》记载《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云“大观二年九月奉圣旨摹勒刊石太清楼下”，但又自注谓“新增”（《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新文丰出版公司年版，第24册，第页），因本年大观三年正月已刊刻《大观帖》，新增即后增，疑“二”当为“三”之误；据徽宗《诫约无侵官御笔手诏》与程振《元丰大观诏书后序》，知徽宗此手诏于大观三年二月颁布全国，京东路转运判官张孝纯、京东路计度转运使兼劝农使沈纯诚，于政和四年六月将其与神宗元丰五年五月二日《诫谕百官诏》合刻，名《元丰大观诏书碑》，见毕沅《山左金石志》卷十八。此碑是否为奉诏所刻不得而知，但确是徽宗碑刻政治之产物，故统计在内；《全宋文》（第册，第卷，第页）据景定《建康志》卷四“留都录四”录《政和御书手诏碑》，但景定《建康志》载“政和八年二月刻石府学”实误，故《全宋文》亦误。李邦彦《政和御书手诏碑记》载徽宗御书手诏训士在政和八年六月，京师太学刻碑在政和八年七月，各地府学刻碑在七月之后，建康府学不可能早在政和八年二月刻碑。又据《山左金石志》卷十八，此碑上截刻《政和御书手诏碑》，下截刻《政和御书手诏碑记》。可见地方官学、文庙或多合刻二文。
④有关立碑次数需特别说明。如元祐党籍碑在崇宁年间经过三次立碑，第一次仅在京师，后两次在京师与地方皆立，在表2中统计立碑范围时，则计全国立碑2次，京师立碑3次。立碑次数指批次，如大观二年全国遍立《大观圣作碑》，则计1次。如两碑一体同立（指碑阳与碑阴皆刻文，同时刊立），实为一体，乃一碑二文，则计1次。数据或有误差，但大致能体现立碑范围与频次。
⑤蔡絛撰《铁围山丛谈》卷六：“及政和三四年，繇上自揽朝纲，政归九重，而后皆以御笔从事。”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⑥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或译为自我效能，乃社会心理学著名术语，班杜拉（AlbertBandura）对其定义是“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能力及行为能否产生预期结果所抱的信念”。见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⑦荣格著，关群德译《情结理论评述》，《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荣格文集》第四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年版。
⑧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实践的成败经验是个体赖以建立自我效能感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效能感不仅坚定，而且还有向其它活动领域泛化的趋势”，见高申春《人性辉煌之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⑨“自我效能感通过个体选择过程产生的主体作用是一种长时效（long-lastingeffect）影响作用”，见高申春《人性辉煌之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第页。
⑩移情（transference）指“个体将先前对某人或事的某种情感转移到其他新对象上的潜意识心理过程。”见林崇德等主编《心理学大辞典》，第页。
11“所谓替代经验的效能信息，是指看到能力等人格特征相似的别人在活动中取得了成功的观察结果，能够使观察者相信，当自己处于类似活动情境时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从而提高观察者的自我效能感”“言语劝导，即接受别人认为自己具有执行某一任务的能力的语言鼓励而相信自己的效能”。见高申春《人性辉煌之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第-页。
12自我同一性（ego-identity），是埃里克森（ErikH.Erikson）提出的人格理论术语，指“自己能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相区别而存在，以及自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亦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见林崇德等主编《心理学大辞典》，第页。
13有知名眼科学家认为：“宋徽宗赵佶迷信道教，喜服丹石，被金人俘虏后，一目终致盲废，有可能与服食丹石有关”。见陈耀真《中国眼科学发展史》，《眼科学报》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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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罗昌繁
来源
《中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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